何以江城

何以江城？答案就藏在奔涌的长江里。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长江日报记者走访考古、历史、古建和文物专家，解码武汉如何从“九州通衢”的地理枢纽，成长为长江文明的重要见证者与参与者。

方勤：武汉文化基因与长江文明“千年共振”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在谈到“何以江城”这个命题时说，武汉不仅是长江文明的活态标本，更是中华文明流动与创新的生动缩影。他说，武汉的城市发展与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在同步进行。5000年前，长江中游地区文明曙光初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遗址的密集分布，见证了彼时人类的生活印记，串联起长江文明早期发展的完整链条。具体到武汉城区，水果湖的放鹰台遗址距今5000年，出土的石器、陶器等文物，彰显当时文化的发达程度。4000年前，黄陂张西湾遗址已形成早期城市雏形，为武汉市迄今发现最早的城址。虽当时不一定筑有城墙，但已然是重要的聚落。而“城”的出现，正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武汉关于长江文明探源中，盘龙城遗址堪称“活态史书”。方勤说，提及夏代，人们往往容易忽略盘龙城的夏代遗存。事实上，不仅盘龙城有夏代的遗迹，去年在黄陂六银庙发现的二里头时期（夏代）墓葬，更是重大突破。盘龙城在商代走向辉煌，成为大型城市，精美的青铜器、大型玉戈和圆鼎等，展现出高超的工艺水平。

从古代的“金道锡行”到近现代的交通网络，武汉始终是交通枢纽，一直走在前沿。“历史是一条流淌的河，将城市的基因、气质传承至今”，方勤表示，长江文明赋予武汉的特质，就是交通与交流的包容性。这种“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接纳着来自各地的人流、物流，更体现在文化交流中，使武汉成为多元文化融合的城市。城市的发展不是“无根”的，几千年过去了，武汉还流淌着古代文明的给养。从百万年前的“汉阳人”到今日的国际都市，武汉以地理之枢纽、考古之实证、文化之包容，诠释着“何以江城”的千年命题。

万全文：“江河湖文化”在武汉尤为凸显

湖北省博物馆原党委书记万全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荆楚文化是悠久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地位举足轻重。而荆楚文化包含的“江河湖文化”，在武汉尤为凸显。“江”指长江，长江流经湖北1000多公里，在武汉穿城而过，赋予武汉独特的城市气质，对于研究长江文明起源至关重要；“河”指汉水，汉水与汉文化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武汉是汉水文化的重要节点城市。汉水作为长江最大支流，不只因刘邦“汉中封王”而与“汉文化”结缘，更在武汉形成“两江交汇”的独特地貌；“湖”方面，湖北号称“千湖之省”，武汉是“百湖之市”，水的优势得天独厚，对湖、水的研究是荆楚文化的重要方面。

楚文化基因在近代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必须提到的还有张之洞。19世纪末，张之洞督鄂19年，在武汉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构建近代工业体系；修建京汉铁路、开拓新式教育，将楚人的“实用智慧”与“开拓精神”注入城市血脉。这些积累为1911年辛亥革命首义奠定了基础，使武汉成为“首义之城”，而起义中彰显的革新精神，正是楚文化“筚路蓝缕”开拓传统的当代回响。

万全文指出，作为楚文化核心承载地，武汉至今保留着丰富的文化标识：汉剧、楚剧等非遗剧种传承楚地声腔艺术，“万里茶道”节点地位见证商贸传统，而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长江文明馆等设施，则让青铜文明以现代方式活态呈现。“楚文化中的浪漫主义与实用精神，在武汉当代发展中依然鲜明。”

涂文学：武汉“因武而昌”又“因商而兴”

谈到城市起源，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特约教授涂文学说，武汉城市起源发展与长江关系紧密。距今3500多年的武汉“城市之根”盘龙城地处长江之滨，起源于军事战争需要，是商代区域政治军事中心城邑。夏口城、却月城亦是临江而建。正是得益于长江的滋养，武汉逐渐发展壮大，最后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区域性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

随着中国历史演变，经济重心逐渐南移，长江流域成为经济文化最活跃、发达之地。特别是宋代后，江南地区工商、市政、农业经济发展，衍生出的新经济文化因素，汉口工商业发展更是在传统农业社会独领风骚。近代，长江因通江达海成最早开放地区，包括汉口在内的众多长江流域城市开放通商。

作为滨江的城市，得天独厚。涂文学指出，从城市发展史来看，武汉既“因武而昌”，亦“因商而兴”，商兵互动，深刻影响武汉城市的历史走向和城市性格。武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元明清时期武昌成为两湖政治文化中心。交通格局的改变对于武昌城市发展意义重大，尤其是漕粮转运中心地位的确立，直接刺激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人口集聚。大量的漕运船只形成武昌江面帆樯云集、千帆竞发的繁荣局面。

涂文学认为，两宋尤其明清时期，武汉城市史的另一个亮点是汉口崛起，汉口的起源与繁盛兴于水、兴于码头，汉口是“天下货物聚买第一大码头”，清初以来就为华中、西南、西北诸省水运中心。直到近代，武汉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仅次于上海，也是中国四大商埠中唯一的内陆中部大商埠。长江通道使武汉江海联通，长江对武汉近代开放意义重大，甚至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的开放格局。

张颂明：建筑勾勒城市“因江而建、依江而兴”的千年轨迹

深耕武汉文物保护领域30余载的张颂明，长年负责地面文物的保护管理、业务指导及组织实施工作，他在接受专访时指出，“武汉文化包容万象，面广而内涵深厚，它不是一个文化单一的城市，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这些建筑遗产如同刻在长江岸线上的历史密码，无声诉说着‘江城’的灵魂所在”。

“武汉历史久远，文化内涵丰富，有大量考古学物证。”张颂明强调。从3500多年前的盘龙城遗址得知，武汉的文物建筑串联着长江文明的发展脉络。“盘龙城在文化上串联起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标志着双大河文明结构的形成。”他解读道，其宫殿采用“木骨泥墙”建筑技术和“坐北朝南、中轴对称”布局，既体现王权思想，又与南方“随形就势”的自然风格有所区别，还有其中考古发掘的大量出土文物，都实证了当时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的不断对话、交融，表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张颂明指出，武汉的建筑遗存多沿长江铺展，勾勒出城市“因江而建、依江而兴”的千年轨迹。三国武昌城址残垣诉说着军事要冲的过往，元代胜像宝塔记录佛教沿江传播的印记，古琴台留存着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佳话，禹稷行宫传递着大禹治水、造福苍生的英雄精神，汉阳铁厂矿砂码头旧址见证了民族工业的兴起，晴川阁则与黄鹤楼隔江呼应。洗马长街、鹦鹉洲这些浸透江水的地名，至今仍在吟诵关羽饮马、祢衡作赋的传奇，延续着“江—城—人”互动的文化肌理。

任晓飞：文物里的长江文明，开放与融合是永恒主题

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梳理了武汉在长江文明中的历史坐标，他说：“武汉的城市史，可以从一件青铜器讲起。”任晓飞首先向记者介绍了出土于黄陂王家嘴墓地的兽面纹十字孔青铜尊。这件商代礼器肩部夔纹凌厉，腹部兽面威严，“它不仅展现了商代青铜工艺的独特审美，也实证了这一区域在商王朝南土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随着历史演进，武汉的战略价值在三国时期凸显。孙权筑夏口城（今武昌蛇山），将其纳入东吴江防体系。黄陂滠口出土的青瓷坞堡，生动还原了当时的军事聚落形态。至隋唐时期，武汉因漕运勃兴迎来转型。武汉博物馆展出的一件件唐代人物陶俑勾勒出市井繁华。宋代是武汉枢纽地位确立的关键期。湖泗窑出土的宋影青釉“瓜棱执壶”，以其温润釉色颠覆了“湖北无宋瓷”的认知。“这些瓷器通过长江水系远销各地，证明本地手工业已深度融入长江贸易网络。”明清时期，武汉三镇格局最终定型。明末清初的《江汉揽胜图》以恢宏笔触记录了这一巅峰：武昌城楼巍峨，汉阳码头繁忙，汉口商船云集。

回顾武汉文物呈现的长江文明史，任晓飞总结出三大鲜明特质：首先是枢纽性，从商代铜矿运输到明清漕粮贸易，武汉始终是长江流域资源流通的关键节点，承担着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重要使命；其次是包容性，三国时期的青瓷坞堡、唐代胡人俑、宋代影青瓷等文物，生动展现了不同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相互影响、融合共生的历史进程；最后是创新性，无论是盘龙城青铜器对中原工艺的本土化改造，还是湖泗窑独创的瓷器技术，都彰显出长江先民在吸收外来文明基础上勇于创新的精神特质。这三个特质共同构成了武汉在长江文明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和文化内涵。

编辑：赖俊